赵启正：本届政协会议力求节俭和环保

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改革的设计者就已经富有远见地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者单位提供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格的商品住房。

而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权力贴现率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美国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将会持续上升，美国将更加看重当前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的压力不会有实质性的缓解。

到1973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出口额甚至达到了一战前的10-15倍。此外，伊肯伯里还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它是透明的、开放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increasing returus to institution）。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说：美元也许是我们的通货，但它是你们的问题。即便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重大冲击以及欧元的挑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霸权会采取扩张性政策，会尝试控制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也会利用其强制力盘剥其他弱小国家。

但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其国际债务也一直在积累。当时，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210亿美元，而其国库只有175亿美元的黄金。个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一直持保留态度，但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应该说最近央行的这些举措确实是对症下药的。

过去一年来经济增速放缓，除了新旧产业交替造成的下行压力，三大攻坚战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最近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包括定向降准、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工具等。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与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完全放开可能弊大于利，适度的政府干预则既可以帮助快速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又能够支持投资者信心，对增长与稳定都有好处。适合支持粗放式发展，不擅长服务创新型增长。

美国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十年，本来以为在2019年会进一步回归正常，现在看来可能性很低了。原因很简单，银行做风控看财务数据、要抵押资产，另外，粗放式扩张的不确定性相对低一些，资金配置决策也就比较容易。

简单地说，金融政策加剧了正规市场的融资难，而融资难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市场的融资贵。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甚至不是融资成本过高，而是一方面宏观杠杆率很高，另一方面微观企业融资很难，也就是通常说的流动性流不到有融资需求的实体经济部门。这些问题在2019年依然还会存在，但商业银行现在可以通过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金，算是部分地化解这个问题。这些都表明，虽然近期中国经济的状况确实不太理想，但远远未到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

其实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存在流动性自动紧缩的倾向。二是央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扩张，伴随着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不能进行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金融机构就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商业可持续的服务。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比已经高达220%，全球第三高，仅次于黎巴嫩和日本。

过去这些问题也存在，但矛盾没有这么突出，今天却成了影响宏观经济的大问题。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增加流动性，而是疏通宏观货币与微观融资之间的通道。

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政策的走向一直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也于事无补。

在政策目标上，逐步从关注GDP增速转向关注通胀率和失业率。这些措施起码也表明，央行已经意识到，当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并非流动性不足，而是资金流不到需要去的地方，上述各项措施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资金导流到微观层面。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必然会造成效率损失，但这个金融体系似乎并未妨碍中国在四十年改革期间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保持基本金融稳定，当然，金融风险并不少，尤其是银行不良资产，但都被政府逐步化解了。政策一旦开启，退出就相对困难。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本来应该由负责宏观变量的央行亲自下场，通过结构性措施直接疏导流动性。因此，抑制性金融政策直接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而大部分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金融服务，被挤到了非正规市场，进一步抬高了非正规市场的融资成本。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高杠杆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重大风险之一。可惜的是其中一部分措施没有遵循金融规律，不但没有缓解矛盾，反而雪上加霜，比如政府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不但要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而且还得降低贷款的利率。

但中国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不太友好，即使不考虑银行在信贷决策时的产权歧视因素，金融机构在服务民营企业时还要面对两个技术性的困难：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短期的任务又包括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同时强化逆周期调节，这是宏观层面的工作。

这两个特点可能都与中国采用的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关，一方面要走向市场经济。这就需要靠创新，而创新的主力军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贡献了国内企业专利的70%，国有企业只占到5%。

但中国的影子银行还规避了不甚合理的政策管制比如利率管制，起码从一定程度上说，影子银行是实质性利率市场化的产物。第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货币政策有多少宽松的空间？除了综合杠杆率很高以外，2018年一个比较大的约束来自美联储。现在评估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可能为时尚早，但欧盟、美国、日本的经历还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量化宽松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极端性措施，不是日常的反周期工具。

按说，民营企业融资难是长期存在的，为什么在近几年严重恶化、直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效果？要理解这个矛盾及其变化，可能要从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特点入手。用2019年年初央行工作会议的说法，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

金融传导为何不畅 中国经济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很高与民营企业（大部分为小微企业）融资很难同时并存，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这就给201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腾出一些空间来。

金融市场上对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有各种猜测，但如果看克强指数，即以银行信贷、铁路货运和工业用电构建一个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2018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正规金融部门利率被压得很低，金融机构就更加无法为风险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服务。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但其实更为根本的一个转变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人均GDP从2007年的3600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9600多美元，低成本优势迅速丧失，经济只能通过产业升级保持竞争力。而一些做得好的网络贷款机构利用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服务了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适合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服务服务业。一个是高度依赖银行业。

2018年GDP增速6.6%，虽然第四季度确实进一步放缓，但跟当年日本经济停滞和美国金融危机相比，经济状况还是相当健康的。金融体系歧视民营企业的现象一直存在，但为什么最近忽然变得特别严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金融环境恶化了，而是因为经济要转型，但金融体系没有跟上。

但银行主导、政府干预，不太适应以民营企业为主、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央行在过去几年创设了一系列补充流动性的工具，同时也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部分措施的目的是稳定而不是宽松流动性环境。

因此，在评价、处置非正规金融业务的时候，既要重视它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应充分肯定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贡献。如果把这个体系与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